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陈福康先生在《赵孟?成了“爱国名人”》一文中说：宋元鼎革，赵孟?以赵宋王朝宗室身份而做了元朝的大官，不配称“爱国名人”也不该以此身份收在《爱国主义教育大辞典》中。张建智先生“诧读”了陈文后说：不！他说“爱国的标准”有点像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，还没有破译。我读了后，十分佩服张先生，驳得妙极。这好比射箭比赛，连靶子也没有摆好，你陈先生凭什么说某某不能称为“神箭手”。陈先生又说“‘爱国名人’是必须由历代广大人民群众去通过的”，张先生又说：不！这“广大人民群众”又是指哪些人？假如要“全民公决”，古人已烂在地下，咋办？换个角度来说，什么人有资格称“爱国名人”或没有资格称“爱国名人”，好比评技术职称一样，在《爱国名人资格评审法》出台以前，实在缺乏可操作性。所以张先生说：“面对古人、先辈，今天的我们，是评判，还是理解？”既然“评判”没有准头，当然还是“理解”吧！
但“理解”也不易，赵孟?仕元的特殊经历，隔了七百多年，“理解”起来不那么容易了。张建智先生“诧读”后的“理解”是宋王朝“政治黑暗腐败，赵岂能去爱那样的国呢？”所以降元做了元朝的官，依然是“爱国名人”。“良禽择木而居”，也是一种活法，但总有一点曲线救国味道。
经张先生一“理解”，赵孟?倒是“爱国”而且“名人”了，而文天祥又该怎样理解呢？他是笨得不转弯的，自称“宋状元宰相”，又不姓赵，赵家的天下连赵家的子孙也不爱了，你姓文的还在瞎起劲，绝食，唱什么“天地有正气……”我想至少文天祥不很“理解”赵孟?。（张先生看到这里会笑道，赵孟?降元做官时文天祥已经砍掉脑袋三年了。）
宋代人不好说，元朝还在后面呢。到了元朝的宋人怎么讲呢？有个赵孟坚，他是赵孟?的从弟，也在湖州做过官，宋亡不仕，在平湖隐居。赵孟?做了元朝的“爱国名人”后去看他，“孟坚闭门不纳，后经夫人劝解，令从后门入”（据《平湖县志》）。连走边门的面子也不给，赵孟?够狼狈了。尽管祖宗传下来的“天下”已“政治黑暗腐败”不堪到不值得爱的地步，看来弟弟也不曾“理解”了哥哥。
那么元世祖忽必烈该“理解”赵孟?一片“爱国”忠心了。也未必，他常常给赵孟?出难题。一天忽必烈忽然问赵孟?，叶李和留梦炎两人谁个优谁个劣？叶李仕元前是布衣，有直声，舍命抨击过贾似道；留梦炎倒是状元出身，但依附贾似道，在读书人眼里是个小人，画白鼻子的角色，现在赵孟?和他们同样降元为官了，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。赵孟?只好玩弄外交辞令，答非所问道：“梦炎臣之父执，其人厚重……有大臣器”；“叶李所读之书，臣皆读之”。他不敢说叶李好，也不敢说叶李坏。但元世祖偏偏实话实说。他说留梦炎曾追随贾似道误国罔上，所以是叶李贤而留梦炎佞，赵只好诺诺；忽必烈明知赵孟?“不敢斥言其非”，但还是出难题，要他对留梦炎“赋诗讥之”。赵只得赋诗：“往事已非那可说，且将忠直报皇天。”这“爱国名人”的诗做得也有点可怜巴巴了。又有一次，忽必烈竟然要赵孟?说说他祖宗赵匡胤的所作所为。连留梦炎都不好说，宋太祖更不好说了，说他：“英明”不是，说他“不英明”也不是。总之，这些话题极易罗祸，是赵孟?避之犹恐不及的，他是聪明人，只有装糊涂说“不知道”。这样的处境，常使他狼狈不堪，如履薄冰。他不得不要求调离大都去做地方官以避祸，然而，元朝的同僚更不“理解”赵孟?，他们总把他当作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时时在提防他。在元世祖前说赵孟?是“宋宗室子，不宜使近左右”，连修国史这样的文字工作，也“不宜使孟与闻者”。
“爱国”难，做贰臣也不易，清乾隆在编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就直白地表露出了他对失节贰臣的卑视。对钱谦益、洪承畴、吴伟业等人所写的书，要否收进去。他批示：“其人既不足齿，其书不当复存，自应概从删削”，好在这时赵孟?已死了二个朝代之久，听了要伤心也没份了，其实新皇帝对“爱国”贰臣的“不理解”，并不需要理论上的论证，凭直觉就可以：既然你能叛主事我，想必也会叛我事他人。吕布的被杀，刘备提醒曹操也是这一句话。
在历史长河中，民族气节一直是读书人心中不倒的旗帜，丧失了它，还奢谈什么“爱国”。今日也好，昔日也罢，在奉上一顶“爱国名人”桂冠时，是避不开民族气节这个前题的。否则让后人向这些“爱国名人”景仰什么；学什么呢？假如“理解”能对一个历史人物如此宽容，那么陈寅恪先主评钱谦益：“牧斋之降清，乃其一生污点”，也是一句张先生所说的“对古人的苛求中显得自己缺乏最起码史识”的糊涂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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